▲傅山集字“醉乡深处”

【资料图】

▲傅山画像

傅山好酒。

上自王府宗支、地方官吏，

下至市井百姓、乡野村夫，

不论三教九流，

不择琼楼茅舍，

只要情志相投，

兴之所至，

皆可举杯欢饮。

在山西太原，

傅山自然常以本地最负盛名

且最受欢迎的“晋酒”为杯中物。

与傅山推杯换盏的“酒友”可谓数不胜数，

其中有一位虽然名不见经传，

却频繁出现于《霜红龛集》的人物不能忽略，

此君名讳黄玉。　　

▲阳曲高等小学堂刊印的《霜红龛全集》

傅山与黄玉

康熙二十一年（1682）《阳曲县志》卷之二“方产”中有记：“李方蓁曰，按：王元美曰：‘太原酒出太原府阳曲县，颇清醇而不酽，难醉易醒。余尝取其初熟者，以汾州手羔剂半尝之，写水晶杯，不复辨色，清美为天下冠。一时诸公啧啧，轰余至醉。’又宋雨公曰：‘徐文长集中酒三品，曰桑落、襄陵、羊羔，价并不远，每瓮可十，小盏须银二钱有奇。今晋酒名价浑不异，而宗藩东玉家尤胜。依韵成咏：寒暑无琼味，雪中独酒香。妻孥羞醖酿，童仆戒携将。价出王孙重，人迷客子乡。同官皆不富，薄醉是谁当。’窃思酒能乱德，二公何至津津乐道，不置‘禹恶旨酒’，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阳曲土产不载，盖不欲以酒名传天下也！思深哉！”[（清·康熙）戴梦熊 修 李方蓁 李方芃 纂.阳曲县志·卷之二方产.p5.]

卷之四“商税”中又记载，“酒税，在城并外镇共糟坊二十七座，旧无税。康熙十九年暂加，每座征银十两。”[（清·康熙）戴梦熊 修 李方蓁 李方芃 纂.阳曲县志·卷之四商税.p1.]　　

县志言之凿凿，太原酒出阳曲县，27座糟坊中，晋酒名价浑不异，而宗藩东玉家尤胜。此宗藩东玉，正是傅山好友黄玉。　　

依据现有资料还原历史，黄玉并不姓黄，或说为明宗藩，或说姓宗名璜，黄玉乃其字号别称。其家庭殷实，居晋府东小东门，有李氏园书房，坐拥府城最为有名的酒糟坊，与晋府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连重修沟通方山府九间桥这样重要的事项，都“九传而为今宗玉，葺而新之”。　　

傅山与黄玉交往可谓深矣，反映在存世诗文信札中的高频次出现，例如：五言律诗《壬午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即事成吟二十一首》《黄玉柳供茶》《夏五过黄玉，黄玉之师贾生思卧，黄玉具枕簟楼外，请贾小憩。予戏之曰谓“晒尸”，以尸师同声。贾性忌不吉语，遂起不卧。吾便便言据之，有诗遣愤》《中秋夜黄玉邀集其妇翁村斋拟早寻道者》，记、疏引《重修九间桥记》《老僧衣社疏》，书札《寄洪宇》，杂文《贾淑谊论》《因人私记》（王本），以及《致魏一鳌十八札》[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08-215.]（即《丹崖墨翰》）与《赠魏一鳌行草书十二条屏》等等。　　

▲傅山（1607-1684）致魏一鳌书札十八通

水墨纸本 手卷

梳理分析傅山上述文字，见之于记载的傅山与黄玉交往似在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间。

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为乡试之年，时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举行，晋省诸生多在此前早早集聚于太原备考。六月十五是日，黄玉邀傅山、居实、起八、公则等众人往其家中小集，却被晋府长史范某获知，并托黄玉师贾汉臣前往相约，拟拜访傅山，饮酒作诗。无奈之下，傅山等人只有逃去一著，逃至城东北隅李氏园黄玉书房，众人戏称“今日之集，可谓杀角。”最终，众人达成次日前往水云沟茶庵拜谒老僧共识。

之后的日子里，众诸生前往城北享堂村吉祥寺，在享堂村村左水云沟茶庵数次拜谒供养137岁老僧。

傅山因此作《老僧衣社疏》，并于后记中详述期间事宜，作五言律诗《壬午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即事成吟二十一首》抒发情怀，也引发了傅山“我酒狂”“我能饮”的众多议论。从此次小集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傅山与黄玉的交往应在此前。　　

从傅山五言律诗《黄玉柳供茶》《夏五过黄玉》《中秋夜黄玉邀集其妇翁村斋拟早寻道者》与五古《石河村与郝子旧甫》中，可见傅山与黄玉过往从密。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四月间，傅山避乱于寿阳，仍念念不忘黄玉，“少年多才用，子真黄玉偶。忆从黄玉案，见子七襄手。”[刘贯文 张海瀛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84.]

五六月间，局势已经更加复杂，傅山冒险潜回太原，五过黄玉小东门家宅，所为何事不得而知，但在五过黄玉家宅时相遇贾淑谊，并记之于诗中。

而《黄玉柳供茶》《中秋夜黄玉邀集其妇翁村斋拟早寻道者》所记述的，显然是明季的生活，尽管难以断定年份，但一为早春品茗，一为中秋赏月。二诗均应早于“杀角”之集。《重修九间桥记》则纯为黄玉记事，所记为九传黄玉重修九间桥事，当然时在明季。

“九间桥，传云古城壕也。桥北小梵，云为方山王府家佛堂，梵北即方山府，说其近之。住雌僧，亦当为其出入王家便耶？九传而为今宗玉，葺而新之，凡补山门殿廊十八间，像设有殊，惜不于桥加一栏。为言之，玉曰：‘我不愁跌死醉汉也。’盖日携酒喧顐桥上，实繁有人，玉厌之也。此邦尼院凡五六所，独此颇不闻秽声。吾又问徒有几人，玉曰：‘三两个，跛底，瞎底。’呜呼！犍矣。自云是工，其纺绩之功为多。”[刘贯文 张海瀛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440.]

改朝换代后，明遗民的傅山与黄玉的交往更加紧密，《致魏一鳌十八札》之二、四、五、七、十七、十八札，《赠魏一鳌行草书十二条屏》《寄洪宇》等文字中均有体现。就连操办傅眉婚姻这样的大事，都有黄玉参与。尽管在后来傅山定居松庄后的文字中再未见到有关黄玉的记述，但可以推断的是，若黄玉在世，二人的交往断不会无故终止。　　

▲《丹崖墨翰》第十七札

傅山、黄玉与贾淑谊

贾淑谊为明诸生，即贾汉臣，曾为黄玉师，“以‘壁经’名阳邑之膠，即寝食千丈鹁鸽之堂。亦帀四旬余，而博一豆腐汤乡举不能。”[刘贯文 张海瀛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547.]

傅山与贾淑谊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崇祯九年（1636），乃至更早。袁继咸惨遭诬陷，傅山等众诸生酝酿进京“伏阙讼冤”，贾淑谊曾列其中，而且诸生集聚府院前，皆先集中于贾淑谊府院街家宅。但就在进京诉冤前的关键时刻，贾淑谊不仅打了退堂鼓，而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倡言“吴公又有疏云，袁山晚节不终，自认前荐疏罪矣。”闭门再不纳诸生。由此，贾淑谊遭诸生责怪、唾骂，但傅山也只是一笑了之，直言“此等事原不期与此辈人共，何足骂也！”此事傅山记之于《因人私记》中（王本）[刘贯文 张海瀛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592.]。　　

▲傅山《赠魏一鳌行草书十二条屏》

或许与此事相关，也才有了壬午傅山与诸生的“杀角”之集，《夏五过黄玉》的调侃之作。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八月，贾淑谊述闱事、文满志。傅山曾言之：“若中，吾作文贺若。”汉臣回应：“可”，且“文须以‘老没廉耻’四字为主，而极力形容之”。结果贾淑谊乡试名落孙山，被施舍一岁贡后，尽遭贡人士鄙视。傅山与贾淑谊有约在先，于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作《贾淑谊论》[刘贯文 张海瀛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547-549.]。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认为傅山与贾淑谊交恶，早在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傅山三立书院同学挚友洪洞郭新（字九子）亡故于武安，傅山闻讯作《郭九子哀辞》，但“未尝示人，以中多碍人语。唯写贻露盘一章，且嘱令存之笥中，无令析城同人见也，盖析城有贵公子与九子称莫逆者。乱后，此稿失矣。顷过七松公式，汉臣来，顾云有此稿，遂取而得之。”[刘贯文 张海瀛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432.]

由此可见，尽管贾淑谊在“伏阙诉冤”间打了退堂鼓，攀附晋府长史权贵，入清参与乡试，授岁贡十余年后出仕沁源教谕，而遭三立书院同学嘲讽、调侃，但仍与傅山乃至其三立书院同学，如晋露盘等保持着正常交往。　　

在《老僧衣社疏》后记[刘贯文 张海瀛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p454-455.]中，傅山有这样一段诗酒之论：　　

至六月十五日，贾汉臣来云：“晋长史范极慕兄，令弟致意。看兄在，即来拜兄，且要兄饮酒作诗，弟专先范公来。”呜呼！是何言哉！此时而不以古仁人友弟之事，如谢宏微、何點真笃天性见语，乃欲令弟不服衰绖，见长史饮酒作诗，如快乐人行事。是汉臣以长史爱我则可，谓以我爱我则不可。然离此变而不能不饮酒者，嵇康、阮籍可也。盖嵇、阮性本能饮，而天性笃厚，其饮皆哭也。非嵇、阮而平日之饮，非豪也。是几升酒之数厄，适为秽肠所尽。若值此惨而其饮，正非哭也，乃自乐耳，盖乐其兄弟之死也矣。然嵇、阮实不曾有此事，想当然耳。　　

夫酒尚无论饮之佳否，但是有肚有肠子人，酒无足、翼，不能飞去，设为所得，任其饕餮，而窃高阳之名，欺人曰：“我酒狂。”若令伯伦家荷锸见之，必以锸乱拍其头矣。若夫诗是何事，诗人是何如人，何谈之容易也，何欲执而见之容易也。我知嵇、阮性情而不能饮，然不敢曰“我能饮”也。况此时可以不须强饮也。诗则性情之音。平日有诗，此时亦有诗，我亦不敢曰“此时无诗情”也，盖我以其诗代嵇、阮之酒者也。要之，非此中人不与言。无论此时不与言，即平时亦不与言。而汉臣欲吾见范之意实殷，似谓范顾饶足荣遇我者。我不敢当，直有逃去一著。

该段文字形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看似借贾淑谊代晋府长史范某相约诗酒之会而发泄不快，其实文中内涵早已超出了《老僧衣社疏》本身。　　

▲傅山《赠魏一鳌行草书十二条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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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黄玉与魏一鳌

傅山与魏一鳌交往至深，甚至发展到可以性命相托。魏一鳌顺治二年（1645）九月在平定上任知州，政绩显赫，但刚满一年即因意外事件被谪，同年冬补为山西布政使司参军。

傅山与魏一鳌的交往始自顺治四年（1647），学界多以为白孕彩从中介绍，因为魏一鳌仕晋首任平定知州，白孕彩为平定前明诸生。但二人发展到可以性命相托的关系，还在于相同或类同的价值观。

从《致魏一鳌十八札》中可以看到，魏一鳌不仅为傅山提供了生活上的资助，诸如送酒佐菜，为傅眉娶亲提供方便，为妻侄官司提供帮助，甚至减免忻州老家土地税赋等等，还为傅山与左布政使孙茂兰、孙川父子交往牵线，最终在发生“朱衣道人案”傅山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魏一鳌与孙茂兰父子都能挺身而出，救傅山于危险之中。　　

在充分体现傅山与魏一鳌交往的《致魏一鳌十八札》中，傅山何以有六札提及黄玉，第二札中还如此向魏一鳌推介黄玉：“尚有道人一友宗生黄玉，其人者亦欲因道人而受教于门下，他日或一趋谒，并求惠赐芝宇。出家人蒙面为人作曹丘，殊为没傝公式，然无他秽肠也。且无缘颜面，草兴展不尽。”[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08.]

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曾经显赫一时的前明官员仕子、王府宗亲等阶层人物，入清后均面临了新生势力的挑战。傅山结交魏一鳌后，又将黄玉相荐，不仅说明二人关系的非同寻常，其实还另有其因。

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一书中记述，曾在已故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先生处见到一通傅山信札照片。白先生解读考证认为，该信札大约写于顺治七年（1650）前后，是傅山写给好友——时任山西布政使司经历魏一鳌的，其主要内容为求助魏一鳌以获取经营酒店的许可，以此补贴生活，但鉴于当时战争与天灾造成的粮食短缺，清廷在北方地区严令限制酿酒，傅山的这一努力最终未能如愿。

笔者根据近来发见的一些资料，对《致魏一鳌十八札》中相关黄玉的第二、四、五、七、十七、十八札对比研究，发现傅山之所以为黄玉“作曹丘”推介于魏一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黄玉案”需要魏一鳌帮助。“顷见黄玉日就萧瑟，门下侠肠何不一为引手。若有可乘，须烦注存也。”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0.]

但求助者何事未见记述，或许是房产纠纷，更可能是酒糟坊资产与经营。因此，早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四月前，寿阳解元郝旧甫即七次出手襄助，“忆从黄玉案，见子七襄手”。傅山避乱于寿阳的五六月间，也曾冒险潜回太原，五过黄玉小东门家宅相助。在魏一鳌的努力下，“黄玉案”得以解决，“此子茕茕感贷，得襄其事，尝不置口。” [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5.]

而从常赞春《荵宧语故》一书的记载，对照于清康熙刘璋《斩鬼传》描述，可佐证傅山不但与他人合作开成了酒馆，而且还亲自题写匾额。“清光绪末年，太原府东羊市街定元馆饭庄，过厅上犹悬‘醉乡深处’四字匾额，系傅山手题。”[转引自《陈监先文存 论文书信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p187.]

以此进一步推断，“黄玉案”中求助魏一鳌事项一定包含其酒糟坊纠纷，包括其资产与经营。最终，“黄玉案”得以满意解决，傅山与黄玉合作开办的酒馆也顺利经营，酒馆或名为“定元馆饭庄”，匾额则曰“醉乡深处”。　　

▲傅山“醉乡深处”匾额集字。

根据酒馆创设时间，

分别集“傅山致魏一鳌”第六札之“醉”“深”二字，

第十一札之“乡”“处”二字。

傅山与黄玉合办酒馆似为解决生活所需，但从傅山所书“醉乡深处”匾额看，又远非如此，其内涵所指，或取自唐皇甫松《醉乡日月》，“醉乡”二字直取书名，“深处”二字引申为“日月”，“日月”之合体又岂不是大明朝之“明”乎！或许，魏一鳌帮助傅山与黄玉开设的这一酒馆，除了补贴生活之需外，还有着傅山及其同道们汇聚议事的意义，有类于祁县的“丹枫阁”也未可知！这一点从《致魏一鳌十八札》第十八札[尹协理 主编.傅山全书·卷二十九（第二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215.]中可窥得一斑。

“酒道人滨行，宗生黄玉与家弟止约我辈三五人为屏材，而属笔侨黄。”黄玉与傅止等均得到魏一鳌的帮助与庇护，或许傅山与黄玉开设酒馆就由黄玉与傅止等日常经营。因此，当魏一鳌滨行，黄玉与傅止等三五人属笔傅山《赠魏一鳌行草书十二条屏》。此十二条屏现藏于美国纽约收藏家之手，寄存于耶鲁大学美术馆。

就此十二条屏，由于对其中两条有着不同的排序，因而对其书写时间也有着不同的释解。

白谦慎先生的观点多年来被普遍采纳，认为此十二条屏为魏一鳌辞官忻州知府时赠。而艾俊川认为，在白谦慎的十二条屏排序中，误将第十、十一条当成第三、四条，造成错简。即“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主静修”至“又有辞复静修矣。然”应置于“静修之诗多惊道人之酒，道人亦学诗，当诵之。”之前。

笔者遵艾俊川说。此十二条屏乃黄玉与傅止等三五人属笔傅山为魏一鳌往京师述职前作——　　

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　　

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酒人以闲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辄自号酒道人，似乎其放于酒者之言也。而酒人先刺平定，曾闻诸州人士道酒人之自述者曰：家世耕读，称礼法士，当壬午举于乡。时尚择地而蹈，择言而言，以其乡之先民刘静修因为典型。既而乃慕竹林诸贤之为人，乃始饮，既而大饮，无日无时不饮矣。吾诚不知其安所见而舍静修而远从嵇阮也。　　

颜生咏叔夜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嗣宗曰：“长啸似怀人，越礼自惊众。”顾颜生之自寓也，亦几几乎其中之。至于以“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之加伯伦也，则又鏖糟龌龊为酒人开解，吾知伯伦之不受也。伯伦且曰，吾既同为龙鸾越礼惊众之人，何必不荒宴矣。故敢为酒人，必不屑屑求辞荒宴之名。　　

酒道人其敢为荒宴者矣。吾虞静修之以礼法绳道人，然道人勿顾也。静修无志用世者也，讲学吟诗而已矣。道人方将似尚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然又近于“韬精”“谁知”之言，则亦可以谢罪于静修矣，然而得罪于酒。酒也者，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即静修恶沉湎，岂得并真醇而斥之。吾既取静修始末而论辨之，颇发先贤之蒙：静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贤区区于《渡江》一赋求之，即静修亦当笑之。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主静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异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道人其无寒真醇之盟，宁得罪于静修可也。　　

宗生璜嘱笔曰：“道人毕竟官也，胡不言官？”侨黄之人曰：“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但属道人考最麹部时，须以其酕醄之神一询诸竹林之贤，当魏晋之际，果何见而逃诸酒也。又有辞复静修矣。然静修之诗多惊道人之酒，道人亦学诗，当诵之。侨黄之人真山书。

傅山文中只字不谈宦绩，而是以官与酒为题作文，将“官”与“酒”对立，“酒也者，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黄玉甚至直呼：“道人毕竟官也，胡不言官？”傅山则曰：“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进而以“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作结。　　

上述所引傅山《老僧衣社疏》后记与《赠魏一鳌行草书十二条屏》两段文字的内容，特别是其中有关竹林七贤诗酒唱和、琴棋书画的场面，似乎可以在清康熙刘璋的《斩鬼传》中找到答案，那“李青莲、崔宗之、毕吏部，还有山涛、向秀、阮籍、阮咸、刘伶、嵇康、王戎等，或弹琴于松树之下，或敲棋于竹林之中，或抱膝长吟，或闲观宇宙，或临流以羡鱼，或倚山而玩鹤”[（清·康熙）刘璋著.斩鬼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p161.]的“醉乡深处”，岂不是傅山与黄玉合办“醉乡深处”酒馆的写照。

毕竟小说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刘璋为阳曲人，出生于康熙六年（1667），具体是不是淖马村人不知，为淖马村神清观撰记碑文则明确记载于《阳曲县志》，而淖马村与傅山侨居的松庄也仅二三里之遥。刘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写成《斩鬼传》，期间一直生活在太原府城；而傅山一生中除了外出交游，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离世，也同样生活在太原府城，而且有十七八年居住于松庄。从刘璋的生年与《斩鬼传》成书的年代分析，相去傅山与黄玉合伙开办酒馆也就20到30年的时间。　　

傅山与黄玉、贾淑谊、魏一鳌的交往，在所能见到的文字中，从头到尾似乎都散发着酒香，崇祯十五年（1642）的“杀角”之集，黄玉中秋夜其妇翁村斋之邀，顺治初年傅山与黄玉合办酒馆之举，从饮酒诗会，到以酒论官，始终离不开的似乎都是一个“酒”字，而与傅山碰杯者，参与“醉乡深处”雅集者，黄玉、贾淑谊、魏一鳌之外，一定还有戴廷栻、白孕彩、李中馥、陈谧、杨方生等诸多同道。以酒起兴，而诗而歌，而书而论，起兴之酒或即宗藩东玉家所酿，抑或为傅山、黄玉合办“醉乡深处”之招牌。　　

后记

“寒暑无琼味，雪中独酒香。妻孥羞醖酿，童仆戒携将。价出王孙重，人迷客子乡。同官皆不富，薄醉是谁当。”能让明末清初文人骚客如此盛赞，康熙二十一年（1682）《阳曲县志》言之凿凿的晋酒27座糟坊，特别是最负盛名的宗藩东玉家酒，乃至晋酒的工艺是否已经淹没于历史的长河？由于阳曲历代修志者秉持“不欲以酒名传天下”的原则，作为重要的阳曲土产却不载于志书，抑或记之也草草数笔一带而过。

幸运的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太原指南》与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山西实业志》中，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明末清初“清醇而不酽，难醉易醒”晋酒的影子。历经300余年风雨，1935年5月初太原市统计的酒坊仍有16家之多，记有正兴隆、永体渊、永寿亨、合盛泉、晋山源、晋元达、晋隆永、晋裕公司、义恒永、万义兴、万顺隆、瑞崇隆、广泉恒、广聚泰、德源永、兴盛酒店等。1936年底统计记有瑞崇隆、兴盛酒店、合盛泉、永醴洲泉记、永醴渊泉记、德源永、永寿亨、万顺隆、益源庆、正星陆、德逢源义记、公记酒店、义恒永等13家。

这些酒坊中，铁匠巷永寿亨设立时间最早，在清同治八年；督军街瑞崇隆设立时间在光绪三十二年；宁化府益源庆设立时间在民国元年。由于规模均不大，职工人数与年产量均十分局限。究其原因，主要是酒税繁重，仅捐税有国税、省税、地方附加三种，名称有牌照捐、公卖税、出产税、地方附加税。再后来，经过战乱的太原酿酒业几乎凋零殆尽，但晋酒的工艺传承始终未断。

到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地方政府吸收散落残存的民间酒坊糟坊，在太原城水脉的大东关投资建成国营太原酒厂。水还是东山孟家井的水，工艺还是几百年的传统。国营太原酒厂的晋泉高粱白成为太原人的口粮酒，享誉并州大地。并非巧合的是，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晋酒”自然而然成为国营太原酒厂的注册商标，或许是历史的召唤，或许是酒魂的导引，与明末清初的“晋酒”合一，一路走来又回归历史。

“晋泉”、“晋祠”、“晋府”到“晋酒”，乃至“傅山”，已经不单单是注册商标，诠释的是明清以来传承数百年的晋酒文化。　　

易《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易《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醉乡深处”晋泉一脉；　　

“得造花香”汾清两支！

文｜郝岳才 郝贞明

原载于《太原日报》2022年8月9日第6、7专版

原题｜当傅山斟满晋酒，会与谁碰杯？

图｜郝岳才 网络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关键词： 人民出版社 醉乡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