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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演讲中以及个人社交媒体上，美国总统拜登对特朗普及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人们大加痛斥，并给他们打上了极端主义的标签。回想拜登在就职演说中的宣言：“我会像为支持我的人一样那样，也为不支持我的人而战。”眼下这一幕不免让人有物是人非之感：从反对特朗普的行为方式到行为方式明显“特朗普化”，拜登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竞争、对抗和冲突往往被视为是一种无须被矫正的常态；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有意识地创造政治上的冲突以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无论是横向的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还是纵向的联邦权与州权，其分立都是这一理念的体现。除了实现权力制衡之外，制度框架下的政治斗争和博弈还被认为有助于促进观点交流、利益表达，进而扩大政治合作。

显而易见，这种以斗争和对抗实现良好政治的路径有其内在预设。其一，无论进行何种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各政治主体都应该在制度框架下活动并尊重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其二，各政治主体的冲突是可调和的对立而非纯粹的敌对，对抗与妥协在这个过程中并存。简而言之，求公共利益的同，存路径方法的异。

但若以此观照当下，不难发现美国现实政治的走向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两点预设。首先，从指向民主党的国会山骚乱，到指向特朗普本人的海湖庄园搜查事件，层出不穷的“盘外招”都标志着政治斗争已然突破美国传统制度框架。其次，民主共和两党愈发呈现出你死我活的对立态势，消灭对方政治生存空间的意图愈发明显。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两党所指向的美国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在拜登及民主党的眼中，特朗普威胁的是冷战之后主导国际秩序的那个已经超越了美国地理范围的“世界帝国”；而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作为主权国家范围以内的美国本土才是他们要“使其重新伟大”的对象。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政治带有周期性特点，政治斗争在激烈和趋于缓和之间调适，政治的极化也经历过程度上的高低转换。但历史并不总会以同样的形式复现，就目前状况而言，推动政治极化向着更趋严重态势发展的反馈路径已经生成。

一方面，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进程在冷战结束后就已开始，三十余年的潜移默化已经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民主共和两党都存在着数量可观的温和中立派别，即自由派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这两个群体是让政策超越狭隘党派利益、缓和两党冲突的重要力量。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共和党保守派领袖金里奇推动的党内集权改革逐步扭转了这一趋势：他的改革大幅提高了议员行动的一致性，从而使共和党在1994年终结了民主党在众议院长达42年的统治地位。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也使民主党开始模仿，使党内政治光谱向着自由派一端偏移。自此，两党内温和派的生存空间被日益压缩，要么激进，要么败选。民主共和两党也真正变得泾渭分明、毫无交集。

另一方面，政党的极化逐步和已经极化的社会联通，助长了美国整体的政治极化。《论美国的民主》指出，美国民主运转所依托的社会文化基础，既包括对个人主动性的鼓励，又包括因平等的信仰和为改善社会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积极公共空间。但事实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具有公共精神的美国人日渐减少，公共领域中的个人也退回到私人领域，在政治上所呈现的就是日渐低迷的投票率与政治冷漠。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政治愈发成为不关心政治的美国人理解政治的唯一视角，党派精英的政策解读和政治意见成了他们进入政治世界的唯一通路。不难想见，如此只会形成一种政党极化加剧社会撕裂，政党精英们为了获得选票而日趋迎合这个极化社会的恶性循环。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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