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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刘慈欣写过一篇历史幻想小说，《西洋》，描述公元1420年，航行在索马里摩加迪沙沿海的郑和船队没有听从圣上的指令返航，而是孤注一掷地驶向了好望角，从此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当然历史不可能重写，郑和的远航，也并非一个新时代的起点，而是旧时代的结束。明代以后，倭寇为患，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浩浩荡荡的商队就此消失在茫茫大洋之上。
海丝路线(图源：海上丝绸之路协会)
那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仍然引人遐想，海洋贸易不仅是财富和权力，还是探险精神，是开放和包容，是全新未来的注脚。
我们仍然期待这样的开放，那何不回望历史的书页?目光向南，那里书写着海上传奇。
壹
不止于农耕文明
以大陆性农耕文化为底色的华夏文明并不畏惧波涛。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学会了制作舟船，古越人善舟楫，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淮南子》便记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示意(图源：宁波晚报)
分散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是远洋航行的高手。在简陋的条件下，能凭一舟之力，跨越海洋，足迹遍达太平洋岛域。最能代表这一族群文化的“有段石锛”，便沿着先民的足迹，散播四方。
南岛语族扩散示意图(图源：山东大学)
有什么样的环境，便发展出什么样的文化和技术。所以沿海一带的人群将目光转向海洋也就不足为奇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不止一种生存形态，华夏农业民族的“大陆文化”，与东部沿海渔猎族群的“海洋文化”一起，隐藏在先民的基因中，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编码。
贰
海外贸易的起点
大家都知道徐福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故事，秦始皇是否真的如此惧怕死亡我们不得而知，但徐福是往东海上求药的，并在海面上发现了三座神山。可以想象，当时的徐福就如同后来的郑和，带着将军的气质，站在船艇的前端无比自豪地看着自己远征的船队。
汉时张骞凿空西域——随着各地人群的融合，帝国终于有了自己与他者的意识。当帝国在北方的朝廷里谋划着外交政策的时候，在南方的海洋上，民间的贸易早已静悄悄发生了。
到汉武帝平南越，将整个岭南地区和今越南北部地区纳入统治版图，官方派出使者去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民间的贸易之路被官方化，由此开启了辉煌的远洋贸易时代。
在广州的南越王墓内，发现有一件波斯风格的银盒，其它器物如金珠泡饰，镂孔熏炉，象牙等等，应该都是舶来品。
在广西合浦地区的汉人墓葬中，最为瞩目的当属大量的珠饰。通过对玻璃珠的成分进行科学检测，学者发现这批珠饰多数为“印度-太平洋贸易珠”，此外，墓葬中还有玛瑙、波斯釉陶壶等舶来品。
西汉蒜瓣纹银盒(图源：羊城晚报)
西汉蓝料穿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南朝时期前来做生意的人更是直接留下了个人财产，像海盗的宝藏一样等待着世人的发现。广东遂溪县江边村便是这样一个“藏宝点”。
这批窖藏有波斯银碗，银簪、鎏金器、银镯、波斯沙卜尔三世银币、耶斯提泽得二世银币、卑路斯银币……荣新江先生推测其原来的主人可能是自海上来的粟特人。
遂溪出土的鎏金器
波斯萨珊王朝银碗(遂溪县博物馆藏)
早期的船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两汉时期的模型明器中，我们得已一窥当时的船舶样态。广东出土的这两件陶制的船模型，可以看到船上的设施相当复杂，浆、爪锚配备齐全。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提筒上装饰有羽人船纹饰，船身修长，两端翘起，装饰有羽旌、长杆、木鼓等物，水手们气宇轩昂的姿态如在眼前。
广州、德庆出土的陶船模型(图源：《海上丝绸之路》)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期，从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地区出发，经中南半岛沿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地区，大致沿岸前行，最终和路上丝路殊途同归。
叁
盛世气象，广州通海夷道
中古时代，在基督徒还没有称霸海上的时候，印度洋和太平洋是阿拉伯人的天堂。广州是一道门，连接了沉重的大陆和轻盈的海岛，连接了茶叶和香料。这座东方的城市，在唐开市舶后，就是这些行商之人的应许之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划开巨浪的是人类逐利的天性。
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名著《道里邦国志》记载了唐代南部沿海最重要的四个港口，鲁金(Luqin 今越南河内)、汉府(Khanfu广府)、汉久(Khanju 福州，一说泉州)、刚突(Qantu 江都)。其中以广州最盛。“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
唐代 三彩胡人俑 (图源：故宫博物院)
《新唐书·地理志》中，"广州通海夷道"全长1.4万公里，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过海南、越南，至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直抵阿拉伯帝国。
唐之海外贸易的兴盛，和它富强的国力和开放的政策紧密相关。这些外来的使者和商人受到了宽厚的政策扶持，政府在贡道、迎送、馆毂方面均有明确的规定，蕃使返国的“报赠”、“程粮”、“传驿”等费用，均由中央或州府提供。同时，政府还资助这些外国商民在华贸易定居，甚至积极吸纳他们入朝为官。
长崎绘《唐船图》(图源：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来到广州的阿拉伯人如果选择在冬季留在此地，便是“住唐”，滞留的人多了，在城内形成了蕃坊，一时之间“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
而住唐的蕃人中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上层来自大食，下层来自昆仑(马来)。史书中的昆仑奴，便是来自南海的岛民，以善水和善驯象为人所知。所以有了汝州叶县广教寺归省禅师的略显荒诞的回答：“如何是西来意?”“昆仑背象牙。”
这些靠经商致富的人积极出资捐助番坊内的庙宇和学舍建设，番坊俨然成为了一个飞地，最早的怀圣寺，便是由蕃客出资修建。怀圣寺内伫立着“光塔”，据说塔顶的金鸡曾起着风向标的作用，指引着海上的浮船。
费利斯·比托于1860年拍摄的光塔
横跨大洋的旅程注定漫长，很多商人上岸之后便再也没有归家，直至长眠于此。城内的清真先贤墓，便是安葬经海路来华的外籍人士和穆斯林的场所。
说是“丝绸之路”，实际上“丝瓷之路”可能会更加准确。装满船舱的，除了大宗的绫、绢、丝、棉类货物，还有新崛起的陶瓷品。大批的青瓷和白瓷被销往东南亚、印度、东非和阿拉伯地区。
在今日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伊朗内沙布尔、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伊拉克萨马腊、加里曼丹岛北部等遗址中，均发现有唐时期的瓷器，如唐三彩，邢窑白瓷，越州窑黄褐瓷，长沙窑、越州窑等产品。跨海的瓷器抵抗了风浪和颠簸，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使者。
黑石号出土长沙铜官窑碗(图源：jacklee)
肆
宋元，海丝的鼎盛
中国南方在宋时全面崛起，经历了东晋北人南迁、六朝江左政权的经营，钱镠的建设，再到南宋偏安一隅。既然北国被马背民族霸占，便一心一意地开拓南方广袤的海上世界。
清明上河图 局部
从北宋咸平二年设杭州、明州(今宁波)市舶司开始，沿海开埠的港口越来越多，到南宋时，共设有江阴、秀洲华亭、秀州澉浦、杭州、明州、温州、泉州、广州八个市舶司。
这些对外贸易机构中，以粤、闽、浙最为主要，合称“三路市舶”。市舶管理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更为严密细致。
藤田丰八先生将市舶司的职务归纳为五点：1入港海舶的检查与抽解(征税)、货物的保管运送;2专卖品和其它洋货的收买、出卖、保管、解送;3货船出港许可证的颁发和违禁品的取缔;4贩卖许可证的颁发;5外国商船和商人的招徕、迎送和“蕃坊”事务的管理。
泉州市舶司遗址(图源：文化遗产大会)
蒙古征服华夏后，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元世祖初定江南，便下令允许沿海地区商人出海贸易。宋元时代的开放政策，促使沿海的泉州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泉南佛国”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
泉州
泉州，是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笔下“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由泉州港输出的丝织品被阿拉伯人称为“zantuni”，即刺桐，故而泉州也被称为刺桐城。
中国的很多官方文献习惯用泉州作为基点，计算同其它地区的距离、方位、日程——泉州俨然成为中国和世界相联系的枢纽。
今日泉州古城风光(图源：摄图网)
外国蕃客沿着晋江入城，从破腹沟到水门关口，再到岸上的市舶司报关。这些外来的商人带来了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香料、胡椒等商品，它们堆积在在港口城南交易市场，“金青龙、银聚宝”，不可胜数。
来往的人多了，聚居在城南一带，形成“番人巷”，城内随处可见“氁丝缠髻西洋客”“缠头赤脚”的蕃商。
泉州城内耸立着佛教的开元寺、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印度教的番佛寺、景教兴明寺以及摩尼寺。不同信仰的人群在这里汇合，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
泉州开元寺佛塔(图源：摄图网)
泉州清净寺(图源：摄图网)
位于泉州南门外的市舶司遗址是我国唯一留存下来的古代海关遗址，残存的石墙、瓦当和脊兽，记录了往日海关内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泉州湾北宋时期的六胜塔，是指引着商船的灯塔;连接了晋江和南安的洛阳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石桥;灵山的圣墓，诉说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史……
海洋贸易不仅留下了诸多的文物古迹，也形塑了一座城市的气质。多元融合、开拓进取、底蕴浓厚，今日的泉州，是探访海丝历史不得不去的站点。
商港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杭州，亦是当时贸易的中心地。唐观贞年间，自波斯、埃及等地的商人在著名的“珠宝巷”、“弼教坊”买卖珠宝。杭州城内的灵隐寺、法净寺、凤凰寺，是不同文化和人群在这里交汇的产物。
到南宋时，杭州的外贸达到顶峰，大量的丝绸和瓷器在这里被运往海外，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杭州的丝绸名冠天下，越窑瓷器更是成为世界级“驰名商标”;茶叶外销则集中于清代和民国时期，杭州龙井曾一度被贯以“最上等茶叶”的名号。
杭州 凤凰寺
宁波，古称明州，居中的地理位置使其兼顾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贸易。至唐晚期，明州港已跻身中国四大港口之列，北宋时在明周设置“来远亭”、波斯馆、高丽馆等，负责招待外商。
今日城内的永丰库遗址，是宋元时期是大型衙署仓储区。这里出土了大量贸易陶瓷，他们来自各地的著名窑系，反映宁波作为重要集散地的突出地位。
永丰库遗址(图源：Siyuwj)
今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个节点。商船航行于瓯江，从沿海进入龙泉地区，满载着龙泉窑、瓯窑瓷器，顺江而下到瓯江口换船出海。
瓯江(图源：温州新闻网)
沿着东南的海岸线，一座座城市依托着贸易而起。它们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历史的长河里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商船
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指南针被广泛用于航海外，作为航行的载体，造船技术也有所突破。宋元当时的货船，已经能够使用转轴，以调整帆的角度;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人们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舱区，以保证船舶的抗沉性能，增加了远航的安全性能。
泉州是当时最重要的造船基地，宋人吕颐浩记载:“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水下考古发现的广州“南海一号”、泉州“湾后渚古港”、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都是“福船”的代表作——明代郑若曾《筹海图编》载：“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楼高耸。”
泉州宋代福船复原模型(图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其中“湾后渚古港”宋代古船是目前世界上出土的最古老的木质海船，这是一艘三桅远洋商船，12道隔舱板将全船分成了13个舱，隔板与船壳用铁钩钉钩联在一起，并在两旁装置“肋骨”，以增加船体强度;多桅杆可以有效利用不同方向的海风，提升船只的行进效率。
泉州湾宋代古船复原示意图(图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信仰
扬帆远航的人，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沿海的人民不得不借助神灵的力量，祈求未知的旅程能够顺风顺水。
隋开皇十四年，修建南海神庙，它本来是帝王祭拜海神的场所，到唐以后，商船出海前，会在此祭拜南海神，以祈求平安;
航行依托季风，季节性的风向带来了洋流的变化，也决定了路途的方向和速度，故而风对于航行者来说是神圣的，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便记载了地方官员祈风的仪式。
九日山祈风石刻(图源：世界遗产大会)
而更为著名的，莫过于广泛流行于海洋人群中的妈祖信仰。在民间传说中，妈祖本名林默，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出生于泉州莆田县湄洲岛东螺村。妈祖被神格化后，成为汹涌海涛中的神灵，能使台风转向，从而保祐船只平安。
出海的人将这种信仰带到了各地，在整个东南亚沿海地带，形成了“妈祖文化圈”，为妈祖修建的“天后宫”，伫立在莆田、泉州、福州、广州、南京、宁波等各个城市，甚至远抵海外，成为远航之人的精神寄托和文化纽带。
广州南沙天后宫(图源：摄图网)
伍
从市舶到洋舶
清朝建立初期，将沿海居民内迁，“片板不许下海”，后来局部开放了对外通商，在广东、江苏、浙江设置海关，但到1757年之后，只保留了广州一处对外通商，设置“粤海关”，将经营国内贸易的“金丝行”和出口贸易的“洋货行”区分开来，后者也被称为“十三行”。
广州从市舶时代来到了洋舶时代，登岸的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红毛的基督徒。占尽地利的广州城向外输送着自己的茶叶、生丝、广彩、牙雕……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广东江面
但是本质上来说，这一时期朝廷对于海外贸易持抑制的态度，清政府继承了明代朝贡贸易的体系，因为惧怕自己的统治基础受到威胁，将商船控制在最南方，并严格限制丝绸、茶叶等商品的出口。
故而这样的“繁荣”也是极其脆弱的，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大陆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海洋的附属品。
洋舶时代的贸易，失去了往昔的荣光。中国的船被遏制在海港里，无法挣脱岸的束缚。
而船应该是自由的，冒险、勇气、征服、无拘束，在自主的贸易和交流中发展出的契约文化，它们是海洋的气质，也是海洋的精神。
参考：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林国平：海神信仰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妈祖信仰为中心
熊昭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考古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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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艺旅文化 替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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